据财政部公布数据，年财政收入增长5.8%，再创增速新低，而同时财政支出却依然保持了13.17%两位数高增长，财政收支矛盾更加突出。而为缓解这一矛盾，消费税改革正式拉开序幕。
此次消费税扩围主要以再次调整国内成品油消费税为突破口，提高成品油消费税率，然后将高耗能、高污染和高档消费品也纳入消费税征收范围。中央政府此时调高成品油消费税，并将消费税征收范围再次扩大，也是迫于当前财政收支紧张形势的无奈，作为每位中国公民都应予以理解和支持。因为，一方面，我国正推行以“营改增”为突破口的财税体制改革，“营改增”到了势在必行地步。而“营改增”将使地方政府营业税、企业所得税和个人所得税等三种税收不复存在，加剧了地方政府财政收支压力，而若把提高或扩围后的消费税作为地方政府主体税种，可在一定程度上满足“营改增”后地方政府收入减项，减轻地方财政压力，使地方政府的财权和事权相匹配，保证地方政府财政收入，并使地方政府具有一定自主税收调节权，充分发挥地方政府征税主动性和积极性。另一方面，消费税调整在保护环境、调节收入差距等方面具有一定作用。通过调整成品油消费税的税收杠杆作用，减少汽车扩张和使用，并将增加收入用于治理环境污染，有利加快推广新能源汽车的普及。而且，提高应税商品税负水平向相关商品生产企业施加成本压力，对能源消费结构调整有重要意义。同时，对高档消费品提高税率，实质上让社会中高收入阶层多支付消费成本，发挥税收“抑富济贫”功能，可有效调节社会收入分配差距。尤其，消费税改革可更加发挥其调节功能，达到调节生产和消费，寓禁于征，对促进社会合理消费将起到积极作用。此外，征收环节的选择也应从有助于实现消费税功能角度考量，在生产环节征收，有其积极作用。再一方面，在税收压力增大情况下，消费税改革有助于防止税收过度下滑，在保证中央政府对事关国计民生重点建设项目投入、发挥财政稳增长等方面将发挥重要作用，尤其有利地方政府保障各类民生工程顺利推进，化解社会各种矛盾。
但也要看到，消费税扩围正如任何事物具有两面性一样，它也无法摆脱“双刃剑”窠臼。从目前看，消费税扩围会带来三方面负面效应：一是成品油税率再次调高会加大国内中低收入阶层及中小微民营企业经济负担。因为提高消费税及消费税扩围，会直接转化为商品价格成本，最终会落到消费者头上，如此则民众消费能力会下降，反过来会影响扩大内需消费政策实施；同时，也会加重中小微民营企业生成成本，无形中延长了减轻中小微企业负担之路。显然，提高成品油消费税，既会对刺激汽车消费增长带来不利，又会加大汽车企业生产或库存压力，不利中国汽车制造业发展。二是提高高档消费品税率，既会抑制国内民众高档消费品消费能力，又要把大量中高收入阶层购买高档奢侈品能力驱赶到国外，中国每年流入国外消费资金又会大量攀升，不仅对提升国内消费能力及扩大就业带来不利影响，还会在一定程度上导致中国资本外流。三是提高消费税或扩围消费税，会带来较大社会负面舆情：如果征收税费不能完全透明，其支出明细不详尽，增税会引起民众反感和质疑；尤其税收本质上是一种财产再分配，这种分配应由政府与纳税人双方共同协调确定，而不是现在单独由政府决定了事；而近来数次消费税税目、税率的调整，都是政府部门自作主张，与税收法定相距甚远，纳税人缺乏足够话语表达权，不仅程序不合法，也违情理；同时还会造成了税收过度损害纳税人权益现象。而据威权人士透露，目前中国消费税比例属于中等偏上水平，已与经济发达国家接近，如果再提高消费税率，会让不少民众产生不满情绪。尤其，提高消费税，还会助长中央和地方政府对增税依赖惯性，消费税征收之后，如果财政收支不能再平衡，政府又会千方百计不断扩大消费税征税范围，还会更多的消费税种和更高的消费税率面世，其结果会不断加大生产者和消费者的税负，抬高整个国民税负水平，不利于民众生活幸福指数提高，这完全不是多虑。
显然，提高消费税是项事关全民利益的重大经济政策，对其正反两方面效应应进行充分评估，消除只看到利益而忽视负面影响的盲目行为：首先，应克服过去那种中央政府拍板了事的错误倾向，实行税收法定，将消费税的税基、税目和税率固定下来，由人大或人大常委会就某种税收是否开征，如何开征，开征后如何调整进行立法；经过人大审批通过，既体现税法严肃性，又能遏制消费税扩围步伐，这是完全必要的。退一步，即便因现在中国税收立法状况相当落后，短期内确实无法按照规范税收法定原则由人大立法，至少应在实施之前广泛征求社会意见，走社会听证程序，尽可能考虑利益相关者的利益诉求，使新增消费税对民众和企业利益影响最小化。其次，严格财政预算管理，不要财政收支一紧张就打扩大征税范围和提高税率的主意，坚持开源节流原则，既要开源扩大税收，更要节流减少不必要财政支出；号召各级政府厉行节约，做到精打细算，把每一分钱都用在刀刃上，杜绝一切浪费行为，提高财政资金使用效率。再次，还要向政府机构改革挖掘财政潜力，即继续转变政府职能，加大政府机构精简力度，控制公务员规模，撤减政府机关冗员，推进反腐败工作，建立高效廉洁政府，减少行政经费支出，腾挪出更多财政资金用于国家重点建设和保民生支出，缓解财政收支不平衡矛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