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经记者：李彪每经编辑：陈旭易启江
年全国两会期间，您最关心什么问题？联办财经研究院专家、国家税务总局原副局长许善达在接受《每日经济新闻》（以下简称NBD）记者专访时脱口而出：就业！
许善达说，政府工作报告提出，今年要优先稳就业保民生，“老百姓要是没有就业，没有收入，这是伤筋动骨的事”。
许善达认为，提高就业率，减税降费就是最有效的手段之一。
减税降费会导致财政收入下降，那么，如果财政收入吃紧，影响社保等民生领域支出怎么化解？中国减税降费的空间还有多大？哪些行业和领域迫切需要继续加大减税降费的力度……对这一系列问题，许善达都有自己的深度见解。
推动宅地等资源进入市场
NBD：今年全国两会期间，您最关心的是什么话题呢？
许善达：疫情带来的矛盾主要还是复工复产，老百姓就业，小微企业生存等问题。现在迫切需要解决的是中小企业的生存问题，中小企业的发展关系到居民收入。如果居民没有收入，消费上不去，内需也将受阻。相对而言，大企业的发展压力要小很多，因为大企业有能力去参与一些大项目的建设，比如新基建、高铁、城市轨道交通等项目，能够较好地解决企业发展的问题。
所以我觉得今年全国两会最紧迫的事，就是怎么让普通老百姓能够渡过疫情，能够实现平稳就业。要解决当前的就业问题，需要调集相关资源，而基层往往缺乏资源，资源必须从全国的各个层面来筹集。
今年政府工作报告提出，要优先稳就业保民生。老百姓要是没有就业，没有收入，这将是伤筋动骨的事。
在企业减负方面，减税降费已经减轻了企业很多负担，取得了不错的成效。但是，对就业的推动力度还不够，还需要加大力度。可以考虑采取一些措施，比如减税时间是不是还可以延长，有的地方是不是可以增加财政补贴等。
NBD：在推动经济发展上，还有哪些潜力资源呢？
许善达：现在还有很多没有完全进入市场的资源，包括土地特别是农村的宅基地等，尚未很好地进入市场。现在应该考虑把这部分资源动员出来，让其进入市场。一旦把这部分有价值的资源动员起来，经济的增长就不仅是原来资源本身推动增长，而是有新的资源注入后带来的增长，这是我们国家现在一个非常重要的发展战略。
最近国家出台文件，提到了关于宅基地的三权分置等问题，原来只是农村集体土地提到三权，这次宅基地也提到三权，目的就是在发展过程中，要挖掘出一部分还没有进入市场的资源。
判断税负高低要考虑国情
NBD：近年来，我国一直在推进减税降费工作，如何来判断企业税负是轻还是重呢？
许善达：党的十八大之后的最初两三年，中央出台的多份文件中提到宏观税负时，所用的表述基本都是“稳定宏观税负”。对此，专家们意见不一，当时争论得也比较激烈。
宏观税负到底是高还是低？有学者提出，按照世界银行统计数据，中国宏观税负水平比其他国家低，应该提高。也有学者提出，中央当时认为宏观税负水平是合适的，所以提出稳定，既不要降低也不要提高。
我的理解不是这样，我认为当时说稳定，是要留时间来思考。实际上，上海年开始试点营改增，营改增（目的）就是减税；包括年企业所得税外资和内资合并，年全国购进机器设备税款允许抵扣，这都是减税措施。
上海营改增试点还不到半年，就有很多地方打报告，也要求推行营改增。积极推动营改增最典型就是苏州市。
原来苏州的广告企业要交营业税，苏州的公司如果找当地广告公司做业务，开营业税发票不能抵扣，但找上海的广告公司做业务可以开增值税发票，发票能抵扣，可以减轻企业的税负。所以苏州很多公司把广告业务转移到上海，上海市收了税，抵扣发票却到苏州去做抵扣，结果苏州的广告公司业务减少，营业税减少。
随后，营改增在全国试点并马上推开，从税负上都降低了，从一开始在几个行业试点，到年扩大到所有行业。虽然营改增刚开始试点的时候，中央仍然强调是稳定宏观税负，但这实质上已经是降低税负的一个措施。
很多专家拿中国的所谓宏观税负统计数据跟外国的统计表去比，拿中国的口径跟其他国家和地区比较，这个方法我认为不对。比如，北欧一些国家的宏观税负达到50%多，但这些国家都是高福利国家，政府的支出结构与我们完全不一样，二者对比肯定不科学。
我觉得有4个因素可以用来判断宏观税负的高低：国家安全、居民福利、行政管理、经济竞争力。现在，经济竞争力的因素在整个判断宏观税负里的作用要比过去大得多。
将消费税征收环节后移
NBD：减税降费短期内会带来财政压力，会不会增大政府在社保等民生领域的财政支付压力？中央与地方的财税体制会发生什么变化？
许善达：年我国推动社保制度改革的时候，受制于当时的财政压力，没有施行全国统筹，而是分省统筹，有些地方还分市县统筹。这个体制一直持续到现在。要破解社保资金不足的问题，现在定了几条渠道，比如划拨国有资本。单靠征收社保费来解决社保的支付问题，恐怕是解决不了的。
现在领社保的人当中，因为历史原因，很多人在职的时候，其企业和个人都没有交社保，那部分钱当时变成了国有资本，因此这一部分钱需要由国有资本来补偿一部分。不管是央企还是地方国企，划的钱全部放在一个池子里面，这就涉及中央、地方的关系调整问题，现在10%的划拨要集中放在一个池子里面。
当前既要充实社保资金，也要降低缴费率。我们现在的社保缴费率还是比国外高，所以要划拨国有资本，把缴费率降下来，最后还要施行全国统筹。
全国统筹就意味着支出责任转移到中央，地方减轻了支出压力，这是中央、地方关系的一个重大调整，是由降社保费率引起的，是中央、地方收入调整非常重要的领域。
在税收收入方面，原来央地增值税按75%、25%的比例来分配，营业税都归地方，现在营业税并在里头，变成五五分成了，这也不是长久之计，当时中央定的是这个办法搞2~3年，后来看2~3年不够，决定延长。但是，增值税五五分成也不是目标。
如今有新的规划，要把消费税征收往零售环节挪，现在消费税是在生产环节、批发环节征收，比如汽车厂交消费税，买车的人不用交消费税，以后把税挪到零售环节，降低了生产厂商的融资成本，而且收税的范围也发生改变，原来是谁生产汽车谁交税，现在是谁卖汽车谁交税。
由此一来，整个税收收入结构会出现大的变化。改革之后，把消费税划归地方，每年大概有1万多亿元，这样相当于弥补了原来归地方所有的营业税的损失，大约也是1万多亿元。这样的话，增值税还应考虑恢复由中央拿比较高的份额，但前提是消费税要给地方。
我觉得税收的结构一变，财政支出的结构一变，整个中央与地方新的财税体制就形成了。
发国债退还全部留抵税款
NBD：您觉得财税体制的调整需要多长时间？继续减税降费还有多大空间？
许善达：我认为在未来几年之内应该能完成调整。
当前的全球化出现很多新情况，我们要想维持经济增长，就得考虑企业的国际竞争力。现在，我们要跟美国、欧洲、日本等发达经济体竞争，从这一点来说，当前我国税收制度的竞争力仍然不足，所以减税降费还要继续。
这里还涉及两个方面：一种措施叫减税，就是税减了就不要了；还有一种措施是推迟收税时间。推迟收税时间，只是暂时不用上缴政府，以后还需要缴纳。比如：最重要的一项就是增值税留抵税额退税，留抵税额已经有二十几年的存量，年到年，两年都是用当年的一般预算收入来退一部分，但这个力度仍不够，不但存量退不了，连增量都退不完，也就是当年还在增长。
但是这一条对高科技、重资产企业影响很大。高科技、重资产企业一般科技技术含量高，建设周期长，一般都得3~5年。有的企业计算，从开始建设到最后把留抵税额都能够对冲掉，前后大约需要10年，在这10年间，企业就得承担这部分融资压力，提高资产负债率，增加融资成本。
为此我们提了一个报告，用特种国债或者专项国债，通过发国债全部退还留抵税款，国债利息由国家承担，具体由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分担。
我们计算过，如果由政府承担这部分费用，也就是百亿数量级的利息，但企业承担这个利息则要上千亿元，这相当于从整个国民经济中能节约好几百亿元的成本，这就使企业负担减轻了，特别是高科技重资产企业的负担就轻得多了。
有一条是可以肯定的，如果不用发国债来解决这个问题，而是用一般预算退税，这一难题恐怕很难解决。
此外，在减税降费方面，除了留抵退税，还有研发投入，一些发达国家税前抵扣达到%~%，我们原来大约是%，后来增加到%，但仍比发达国家低得多。
研发投入是科技创新的重要途径。发达国家原本研发投入就比较多，如果我们的科技企业在这一块比发达国家的企业税负更重，那么企业的竞争力就难以保证，就不利于创新。要克服这一难题，也要从减税降费方面下手。
图片来源：受访者供图
每日经济新闻